www.澳洲皇冠.com·李迅雷:新增农民工数走低,国内消费将成稳定经济主力

  发布日期:  2020-01-10 08: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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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澳洲皇冠.com,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主席李迅雷

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

到2018年,至少有1200万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

2015年前,官方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会公布进城农民工人数的增减情况。它将于2016年首次发行。进城务工人员比上年减少157万人,2017年增加125万人,2018年减少204万人。

我怀疑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减与外部需求有关。由于缺乏已发表的数据,不可能进行相关性分析。然而,从总体趋势来看,新移民工人数量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下降是一个人口规律,因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已经开始下降,这也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如果他们不能在城里定居,他们将不得不退休回家。据统计,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为22.4%,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在过去五年中呈逐年上升趋势。一般来说,农民工比当地农民工年轻。移徙工人的平均年龄是35.2岁,而当地移徙工人的平均年龄接近45岁。

第三,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低端向高端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缺乏技术专长的老年移徙工人的就业困难增加了,他们不得不离开东部相对发达的制造业地区。

于是,问题出现了:由于2018年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减少了200多万,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是力不从心,为什么与2017年相比,城市化率增加了1.06%,城市人口增加了1790万?根据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简单计算,不难发现城市化主要以户籍为基础:2018年加入城市户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万。即使排除自然增长的人口,至少有1200多万农村人口已经从农业转向非农业。

换句话说,由于重新建立行政区划和放宽户籍政策,目前的城市化率有了很大提高。

低成本行业的优势不复存在:

农民工的流入和保留与城市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势头正相关。

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东部地区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降幅1.2%,京津冀地区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降幅1.2%。长三角地区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

这显示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劳工人数下降幅度最大。尽管如此,广东省去年的人口净流入仍超过80万。这是否意味着非移徙工人的人数增加了260多万?

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城市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尤其是广州和深圳。深圳的净人口流入可能在50万左右。然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吸引力相对较小。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和阳江都出现了人口净外流。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出现了人口净外流。这是否与“以笼代鸟”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目前,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珠三角地区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其在家具、家电和电子产品组装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减弱。

2018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成都还没有公布人口自然增长的相关数据,但是根据四川省53,000人的净流入和其他城市100,000多人的净流出,我们可以简单地计算出成都市2018年的人口也在大量流入。

2018年,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农民工人数减少了27万。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人口也外流了。其中,北京的人口外流最为严重。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除廊坊和秦皇岛外,河北省的人口流入要么减少,要么保持不变。因此,京津冀农民工净流出现象与产业升级相关性不大,主要是因为新兴产业比重不高,而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增长压力。

正是由于人口净外流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掠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南京、成都、Xi、珠海等20多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制定了抢劫政策。然而,如果一个城市的工业发展缓慢,并且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那么它对人才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例如,深圳和广州也面临着大量农民工外流的压力。然而,由于经济平稳增长和转型,增长势头依然充足,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不断流入。因此,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和江南地区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江北地区,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

大城市化的规律依然存在:

农民工“逆向”流向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仍留在省会城市。

过去,中国人口从西向东流动,主要流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它被称为“孔雀东南飞”。今天,农民工的增加主要流向中西部地区。2018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东北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加378万人,呈现“孔雀西南飞”的特点。

其中,安徽作为中部地区的一个省份,一直是农民工的主要出口省份。然而,2018年人口净流入在全国排名第三。安徽人口净流入不仅与农民工回流有关,还与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安徽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给农民工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西部地区陕西省2018年常住人口净流入119,000人,其中xi安省净流入近320,000人。这表明陕西的人口增长主要依靠xi安,但Xi安的定居政策已经放宽了五次。2018年,Xi安的登记人口增加了81万,但常住人口仅增加了38.7万。除去Xi安人口增长的因素,陕西省的人口实际上净减少。因此,Xi安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毕竟,人口流入需要得到工业发展的支持。

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相对正常,并继续呈现以成渝为中心的流入特征。这表明,尽管农民工的增加主要流向中西部地区,但仍主要流向中西部地区的省会或直辖市等主要城市。因此,中国人口的“逆向流动”并不违背大城市化。

“三驾马车”投资比例的调整;

农民工占第三产业的50%以上,2018年增长了2.5%。

那么,农民工在行业发展方向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例如,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第二产业增加值占40.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52.2%。三大产业中农民工就业的相应分布也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特点。

目前,第三产业农民工就业人口比例已超过50%,2018年增长2.5%,尤其是在住宅服务、维修及其他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

总体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移徙工人的平均年龄逐渐增加,2015年达到38.6岁,2018年达到40.2岁。人口老龄化,加上未来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将继续减少移徙工人的人数,因为年轻的移徙工人愿意跨省流动。2018年,省外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为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可以推测,随着以股票经济为主的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客流也将继续下降,春运压力将越来越小。

进入人口流动性下降的时代,投资增长的下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同时,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也将被削弱。相反,国内消费已经成为稳定经济的最重要力量。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养老和儿童教育方面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投资。